从痛苦的挣扎到生命的绽放——浅议三国士人阶级的思想变迁

东汉末年至三国鼎立之际，由于诸侯的割据，战乱的频繁，使刘氏大厦面临着倒塌的危机。而随着汉室倾颓、群雄并起以及各种新文化浪潮的兴起，以儒家为正统思想的观念也随之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作为历来在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士人阶级来说，当他们面对着眼前的社会现实，他们的思想也因此发生了变迁，并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一、鲜血与战乱——儒家思想的衰微

自从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强调人君受命于天，神化专制皇权以及尊君抑臣为特点的儒家大一统思想便取得了独尊地位，并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工具之一。而儒学的这种独尊统治地位不但表现在两汉封建王朝的统治原则和政治权力中，同样也体现在士人阶级身上。作为在儒家正统思想哺育之下成长起来的两汉士人们来说，儒学不但是士人们立身的基本准则，更是他们做官食禄最重要的一块敲门砖。可以说，儒家思想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是一种垄断士人们精神思想的工具，并且儒家思想和以及所谓的名教治国也确实在统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采取了“以柔治天下”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培植出了一种侵蚀皇权的强大势力，这便是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出现。作为视“臣事君以忠”的儒家思想为立身准则的两汉士人来说，外戚与宦官历为被士人阶级所不齿，对于他们的独揽朝政，扰乱朝钢，常使一心一意维护统一王权的士人们痛心疾首。于是，一场为了维护王朝政权抗争便开始了。窦宪专权，乐恢上书和帝但遭窦宪胁迫自杀；宦官擅权，杨震上书安帝要求削弱其权势却被遗归乡里并于半路上饮鸩自杀；梁冀独揽朝政，张纲上书顺帝却被派到广陵郡去做太守，事后不到一年死于他乡。。。。。。一次次的斗争，一次次的失败，士人们被自己想方设法所维护的政权深深的刺痛了，残酷无情的现实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使士人们以儒家为正统的思想也开始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他们由最初的忠于皇权、政权维护者，逐渐转变成为标榜自我、政权的批评者，而这一切又为后来的“党锢之祸”埋下了伏笔。

东汉末期桓、灵二帝年间，此时的外戚和宦官专权已达到了极至。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王权也随之衰落。当士人们面对着宦戚专政所造成的这一切恶果，为了维护朝纲、统一政权，他们决定本着尚存的一点儒家道德精神，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反抗和斗争。但事与愿违，一直在为大一统政权而苦心劬劳的士人们再次受到了重创，他们不屑的努力只换来两次死者达百余人，并且死者中包括陈蕃、李膺等当时的士林清英的“党锢之祸”。对于这两次党禁，与其说士人们是在有意维护名教，倒不如说是对儒家正统思想束缚的一种挣脱，而儒家思想的地位也随之受到了再一次的冲击。

时间继续推进，公元184年，张氏三兄弟领导了著名的“黄巾起义”，在短短的数月里东汉王朝呈现分崩离析之势；公元190年，西凉董卓再添祸乱，先是一手独揽政权，后又以臣子身份擅自废立，致使各路诸侯群起而攻之；随后，郭、李二人兴兵长安，袁术寿春称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献帝被玩弄于鼓掌之中，天下形势一片大乱。。。。。。在这段事关“国家兴亡”的时间内，众多士人对于这些种种大不敬的行为却没有太多斥责，甚至予以了默认。他们看起来似乎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但不如说成他们已经不把庇佑天子的天命当成一回事了更贴切些。正如曹操针对当时群雄逐鹿的局面曾经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仔细想想，在当时汉献帝仍然在位的情形之下，割据势力中抱有登基称帝企图的人不在少数。由此可见，这时汉朝的皇权已绝无神圣可言，而当初汉儒们为了维护皇权而苦心营造的天人感应的神话，也已被三国时期的现实无情地击破了。

此外，王朝的衰败，儒家思想的动摇，同样也致使士人们出现了一些越礼叛教的言行，让我们来看看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建安名士的表现。孔融，建安七字之一，孔子20世孙。按照常理，这位自小就以孝闻名的才子应该极力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才是，可长大成人之后的孔融却常常以儒家的叛逆者形象出现。他的“父之与子”“母之与子”的高论，相信即使是现代人也要为之瞠目结舌；祢衡，汉末辞赋家，于孔融为友。祢衡称赞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称祢衡为“颜回复生”。如果是寻常人物，随随便便吹捧几句，大可不必在意，但若是孔融就另当别论了，作为孔子的20世孙，他默许了“仲尼不死”的赞美，按照正统的观念，这不仅是对儒家的不尊，更是一种对先祖的亵渎。从孔融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已经在这位汉末名士身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既然孔子衣钵的传人都可以视儒学于无存，那么其他士人对待儒学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