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应该怎么读？看毛泽东点评《三国志》里的曹操

　　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年代，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曹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是一个文韬武略，历史上罕有的政治家、军事奇才和诗人，也是在历代史家眼中颇有争议的人物。汉末名士许劭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来随着《三国演义》走进千家万户和戏剧舞台上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使曹操的“旷世奸雄”形象广为流传，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裴松之注卢弼集解的《三国志》也有这种倾向。毛泽东在读这本书的《魏书·武帝纪》时，圈画批注得较多，主张对曹操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采纳了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屯田政策，根据“分田之术”，屯田户用官家牛耕种，官家得六成，耕者得四成；用自己的牛耕种，则对半分。“五年中，仓廪丰实”，“公私有蓄”。这个政策对恢复农业生产，支援战争，起到积极作用。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对《三国志》有关这方面的记述，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一句，毛泽东逐句都画有着重线，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下令征贤，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方针。裴松之在注解里，引用了《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在这年十二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内容是叙述曹操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对此作了些考证、订谬外，还引述别家评语，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说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已败则国家倾危”。卢弼说这是“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又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卢弼在注里又例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弼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看来，卢弼似乎是有意同曹操“对着干”。毛泽东对卢注作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批语里“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人，狂傲有才气，曹操没有重用他反而污辱他，被祢衡大骂。戏曲舞台上有《击鼓骂曹》一出戏，说的就是这件事。相传鹦鹉洲是祢衡作赋的地方，李白在《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中肯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毛泽东同意这个评价，说“此为近之”，即认为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诚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所言：“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方法”，“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再读鲁迅先生这篇文章的上述论述时，曾用粗重的红铅色画着着重线，以示他对鲁迅有关曹操的看法的赞同。

　　毛泽东对曹操“不杀降”的政策也给予高度评价。《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有一段裴松之的注，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旁画着曲线，天头上批着“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曹操在对待俘虏问题上表现出的气度，确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的胜利起到很大的作用。建安三年，曹操在兖州，任用毕谌，后张邈叛，将毕之母、弟、妻劫去，曹操对他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毕一去不复返。及至讨平张邈，毕谌被捉，大家都为之担心。但曹操没有杀他，反任为鲁相。这仅是曹操“不杀降”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