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定云：安阳高陵2号墓肯定是曹操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河南省安阳市新近发掘的西高穴村东汉末年大墓，经专家研究基本认定是文献中记载的魏武王曹操之墓。

　　该墓位于安阳市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村南（以下称高陵2号墓），因多次被盗，为及时有效地予以保护，2008年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进行抢救性发掘。2009年4月6日和6月4日，河南省文物局邀请有关专家对考古方案进行论证，至2009年12月下旬发掘工作基本结束，历时一年有余。在发掘工作结束之际，国家文物局于11月9日和12月13日，邀请有关专家对发掘成果进行论证。经过各方专家讨论之后，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才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做出了上述宣布。

　　争论的焦点

　　曹操墓被发现的消息一经公布，就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论。有赞成者，也有质疑者。为了回应质疑，2010年1月1日，该墓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郑州市举行考古发现说明会，回答了一些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和质疑。但在会后，质疑之声仍然不断。2010年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团一行12人，前往安阳对该墓进行考察。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京举行“聚焦曹魏高陵”的公共考古论坛，参加者为各方面的专业人士和新闻媒体。论坛的举办方，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此次考察的结果向公众作了介绍，并从多角度论及该墓应是曹操墓。但举办方一再强调：这不是新闻发布会，也不是对曹操墓的“最终认定”。

　　此次“公共考古论坛”开过之后，质疑之声仍继续高涨。1月17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今日社评”，题为“曹操墓为什么谁说了你都不信”。文章说：“肯定曹操墓的都是殿堂级的专业人士，但无论给出的是六大证据，还是九大理由，好像都很难完全让旁观者信服。质疑曹操墓的则以考古学边缘人士为主……他们看似外行的说法倒是更能博得看客的芳心。”文章引起大家的关注。

　　围绕着曹操墓的真伪而发生的争论，其问题较多，诸如“有无墓志”问题、“薄葬”问题、“行清”问题等等。其实，这些问题都好解决，考古工作者一一讲清楚就行了。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看待墓中所出“魏武王”铭刻石牌？墓中两个女性为何与卞太后年龄不符？卞太后葬于何处？曹操是否曾置“七十二疑冢”？等等。这些问题中，墓中所出“魏武王”铭刻石牌最为重要，故先行讨论之。

　　高陵2号墓内共出有59块铭刻石牌，记有原墓内所藏主要器物的名称。这对我们了解墓中藏有何物非常有用。这些石牌除记有“魏武王常所用”有关兵器之外，还记有“黄绫袍锦领袖一”、“丹绡襜襦一 ”、“镜台一”、“书案一”、“渠枕一”、“漆唾壶”、“竹簪”、“樗蒲扑”、“刀尺”、“胡粉”、“黄豆”等物品名称。这些石牌，相当于以前墓中的“遗册”，记录了墓主人下葬时墓内入葬之物。如今石牌上所记之物基本被盗走，个别的已腐烂（如胡粉、黄豆），只留下这些空牌，成为历史的见证。上述石牌所记器物可以分为几类：1。兵器类，如戟、矛等；2。日常生活所用，如衣服、文案、生活用具等；3。食品类，如胡粉、黄豆等。

　　高陵2号墓石牌所记器物，基本上都与曹操个人生活密切相关。须知，曹操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又是东汉王朝的丞相。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与今人不同：人们生前所用之物，一般是要搬到另一个“世界”——“阴间”去的。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统统如此。只不过等级不同、规模不同罢了。曹操乃朝中丞相，实际上的最高掌权者，他死后随葬之物，基本上都是生前所用之物，未见冥器。这与他生前要求的“薄葬”是基本吻合的。现将铭刻的内容与特征分析如下。

　　铭刻中辞语、字体与东汉末年时代相吻合

　　高陵2号墓所出铭刻的内容如上文所述，都是墓中入葬器物的名称。在兵器铭刻中数见“常所用”一语，如“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等。“常所用”一语是当时社会上的习惯用语，如《三国志·吴书·周泰传》裴松之注中引《江表传》记录孙权事：“敕以已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即为其证。又铭刻兵器中有“挌虎”一词。挌、格字义相近。《说文·格》：击也。《文选》司马相如《子虚赋》：“使者诸之伦，手挌此兽”，五臣注曰：“挌，击也。”《汉书·东方朔传》在谈到汉武帝行猎时有“手格熊羆”之举。可见，“手挌猛兽”一词，在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频率很高，是表现男子勇武的常用语。

　　石牌铭刻中的字体，基本上都是“汉隶”，俗称“八分书”。字体规整，遒劲有力，尤其是铭刻中“魏武王”之“魏”字，特征更为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超先生已经指出：“石牌上的‘魏’字，和我们现在的写法不一样，它在下面增加了个‘山’字，这是秦汉时期的标准写法，大概在魏晋以后就改变了。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北朝时期的书写材料里面，就把这个‘山’字移到上面去了。到北魏时期这个‘山’字就完全消失了。”（溪宇鸣：《九大证据认定曹操墓是真的》，《北京青年报》2010年1月15日，A16版）因此，通过铭刻词语和字体的研究，基本可以判断：高陵2号墓的年代是东汉至于魏晋时期的墓葬，这与曹操入葬的年代相吻合。

　　铭刻中的称谓与曹操身份、地位相吻合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曹操于建安十八年进封“魏公”，建安二十一年进爵“魏王”，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葬邺之高陵，谥曰“武王”。

　　高陵2号墓所出石牌中，有7件记有“魏武王”之称，有名者如“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等。此中，“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是正式发掘品，而它的发现则带有“传奇”色彩：因为，自2008年12月开始发掘以来，基本上都是“清淤”再“清淤”，没有什么重要发现。直到2009年11月8日，考古工作者在前室甬道门处发现一块石牌，清除泥土后，赫然出现“魏武王常所用挌虎”铭文，他们十分高兴！但石牌下端残缺。恰巧前些天出土的一块小石能与之缀合，组成完整的石牌，全文为“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见图1）（新华社电：《曹操墓石牌出土详情披露》，《北京青年报》2010年1月7日，B2版）。另据报导，“挌虎大刀”、“慰项石”石牌铭刻则是从盗墓分子手中追缴回来的，但其字体与墓中的发掘品“挌虎大戟”完全一样，肯定是该墓之物。此四件铭文中的“魏武王”不是曹操生前的称号，生前只称“魏王”；“魏武王”是曹操死后的“谥号”。石牌上的铭文，是曹操死后至下葬之前契刻的。曹操正月庚子（阴历正月二十三）死于洛阳，二月丁卯（阴历二月二十一）葬于高陵。这就意味着，这些有“魏武王”之称的铭刻，在地面存在的时间不会超过27天。须要说明的是，那件石枕应是曹操生前常用之物（见图3），但其上铭文也是曹操死后新刻上去的（刻于石枕的背面，见图2）。此“慰项石”应该就是石牌中的“渠枕一”。因为：此石枕两边高、中间低，看起来很像“渠”，故称“渠枕”。曹操患有“偏头疼”，这件“石枕”可能是专治曹操“头疼病”的，铭刻者将此石枕称作“慰项石”。

　　石牌铭刻中有“魏武王”称谓，是高陵2号墓为曹操墓的最有力证据。因为这个称谓是曹操的“谥号”，曹操生前不会出现此“称谓”。而这一称谓的存在实际上只有九个月：建安二十五年十一月癸酉（阴历十一月初一），曹丕称“帝”，追封其父曹操为“魏武帝”，曹操的“谥号”也就由“魏武王”变成“魏武帝”了。因此，“魏武王”称谓是一般“造假者”不会“假冒”的，也是难以“假冒”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刻有“魏武王”之称的石牌（尤其是那件“慰项石”），是高陵2号墓为曹操墓的铁证。

　　有人指出，“魏武王”之称不能作为曹操墓的“铁证”，理由是：十六国时期的“魏国”建立者冉闵，死后也谥“魏武王”。他是魏郡内黄人，死后很可能也葬于此地。既然有两个“魏武王”，怎么就认定：出有“魏武王”铭刻之墓的墓主就一定是“曹操”呢？

　　此话听起来有些道理，但细审之则是“似是而非”：冉闵之父瞻（字弘武）是后赵国君石虎的养子，冉闵（又称石闵）则是石虎的养孙（按：石虎是羯人，冉闵父子是汉人）。石虎死于公元349年。公元350年，冉闵杀石鉴称帝，建立魏国，都于“邺”。公元352年，冉闵在与前燕的战争中被俘杀（斩于辽宁遏陉山），冉闵建立的魏国不足三年就这样“灭亡”了。冉闵被杀后，前燕统治者慕容儁（鲜卑人）为缓和民族矛盾，假意祭冉闵，谥他为“武悼天王”，完全是做给汉族百姓看的。况且，冉闵的“谥号”不是“魏武王”， 而是“魏武悼天王”，不应与曹操的谥号混为一谈。冉闵被杀后，身首葬于何处，亦无文字记载。他死于公元352年，距曹操之死有132年，即使今天发现了他的墓，墓内的器物也会与高陵2号墓的器物不一样。冉闵生年不详，被杀时多大年龄不好考究。不过，石虎死时年55岁。冉闵是他的“养孙”，按10年一个“等级”算，石闵的年龄顶多也就在35岁左右。因此，冉闵死时，充其量是个小“中年”，与高陵2号墓中60岁左右的男性墓主根本对不上号。故该墓墓主不会是冉闵，没有考虑的余地。另外，还有先生提到：东晋孙盛《魏氏春秋》中也有个称“魏武王”的人。但那是“文学作品”，不可当真为据。

　　总之，从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中，谥号为“魏武王”的历史名人只有曹操，没有第二位。安阳高陵2号墓中既然出土有“魏武王”之称的石牌铭刻，且不只一块，而是好几块，加上那件“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是曹操治“头疼”的专用品，别人别处不可能出现，故安阳高陵2号墓墓主必然是曹操，不会有第二个“竞争者”。

　　安阳高陵2号墓墓主是曹操，证据很多，诸如陵墓的位置与文献记载吻合、墓葬的规模形制与东汉末年诸侯王陵墓等级吻合、墓中的随葬物基本符合曹操生前提出的“薄葬”要求、墓中出土的铭刻称谓符合曹操的身份地位、墓主人骨年龄测定与曹操死时年龄基本接近等等。这是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每一条都很重要。但是，在这条证据链中，刻有“魏武王”之称的石牌是最为关键和最为核心的证据，由于它的出现，就基本可以判断：该墓墓主必是曹操。当然，我不认为其他证据不重要，也不主张绕开其他问题，诸如：墓中的两位女性死者是怎么一回事？卞太后究竟葬在哪里？曹操父子有没有设置“疑冢”等等。这些问题都须要研究，都须要向公众作出合理的解释，否则难以服人。然而，不管这些问题今后的最终解决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该墓墓主是曹操这一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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