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官二代”们究竟有哪些出路？

 ； ； ； 核心提示：迄今为止，“选出来”加“考出来”的官员产生制度是最为公正的。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员———即负责任的主官，靠“选出来”，其他公务员则是考“考出来”。这种模式必须建立在民主与法治的制度之下，其公权力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没有任何人或一个社团能垄断公权力。如此，一则为官的含金量远不如专制时期，官员在社会各种监督下，有时候甚至“官不聊生”，“官二代”希望继续当官的冲动就不如专制时期，他们更多人会选择其他职业；二则即使有“官二代”想继续为官，也必须遵循较为公正的游戏规则像布什那样，靠选票赢得。而若以“选出来”“考出来”之名，行“生出来”之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一旦发现就是超级丑闻，会祸及其父辈乃至父辈所在的党派。如前不久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因其女被该部“量身定做”特招为公务员，媒体披露后他不得不在国民的谴责声中辞职。

 ； ； ；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0年12月12日T06版作者：十年砍柴（知名网友） 原题为：“生出来”“打出来”“考出来”“选出来”：官二代的历史出路

 ； ； ； 清初大儒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开篇论秦始皇功过。他认为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后设置郡县，是“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 ； ； 那么何谓“大公”？王夫之解释说：“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谓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才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

 ； ； ； 也就是说，在秦朝建立以前，中国社会的官员产生的主要模式是“生出来”：天子、诸侯、卿、大夫，几乎都是世袭，这一模式不独在中国，在世界许多民族也存在过。这种凭血缘而世袭官职的模式，其结果必然造成社会流动停滞、社会各阶层矛盾对立，如王夫之所说的那样“势所必激也”，社会陷于动荡。那么，不论出身，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当然是巨大的进步。秦国之所以能以偏僻之国而一扫六合，其中重要原因是它率先摈弃了“生出来”的任官模式，广聚天下人才为之所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依据战功授官爵。———“打出来”是官员产生的另一种重要模式。

 ； ； ； 官员靠“打出来”，是社会的变态而非常态时期的模式，如贫寒子弟对“生出来”的方式不满意，就只能靠造反来改变现状。造反成功，一批官员就“打出来”了。但这种方式代价太大，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新王朝的帝王将相往往是“打出来”的，但新政权建立后，几乎所有统治者都希望告别“打出来”的模式，断绝被人造反的途径。始皇帝破官员“生出来”的模式，但来不及建立一种更为和平、稳定的模式，天下又是大乱。在参加反抗秦政的洪流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失去特权的“官二代”，即六国的旧贵族后裔，如项羽叔侄和张良。但历史的潮流浩浩汤汤，再伟大的英雄也难以让历史倒退———偶尔开一段倒车，也必不长久。最终还是无赖刘邦得了天下，尽管汉代初期有过郡国杂处，但单纯靠祖辈的庇荫而一代代坐享其成、世袭官职的模式，只能成为支流、余绪、旧梦了。

 ； ； ； 王夫之说：“封建毁而选举行（此“选举”非现代语境下的“选举”，而是指选拔荐举），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这当然是十分理想的状态，多数时候，一个人或一个阶层掌握权力，总希望谋求利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让权力能传之子孙。所以，汉以后的“荐举”很快就变味了，这种“推荐”的模式，理论上说是最科学的，能选出德才兼备、忠孝两全的人，但若没有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荐举权由豪门世宦把持是很自然的事情。“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东汉末年的各州刺史世袭，相当于独立王国，两晋由豪门大族把持政权，实质上是在帝制时代，“生出来”的模式顽固地生存。但这种模式如果再成为主流，那么中华文明很可能会毁灭，民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因为社会无法安定下来，统治者也没有办法长期维持这种格局：让无出路的寒门才俊为其效力，而让无德无能的“官二代”、“官三代”把持高位作威作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