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统治者之尚巫及其对待道教、佛教之政策

孙吴统治者之尚巫及其对待道教、佛教之政策

　　孙吴统治者出自吴郡富春，本为寒门，其立国后，不守儒家礼法制度，自始至终崇尚巫筮术数，对道教、佛教也予倡导。《宋书》卷一四《礼志一》载：“孙权始都武昌及建业，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县南十余里郊中也。”同书卷一六《礼志三》也载孙权虽在武昌称王时“祭南郊告天”，但此后长期不行郊祭之礼，“权卒后，三嗣主终吴之世不郊祀，则权不享配帝之礼矣”。不仅如此，孙权称帝后“不立七庙”，以其父坚尝为长沙太守，于是在长沙临湘县“立坚庙而已”，孙权从未亲祠，这引起历代正统史家的严厉斥责。沈约在《宋书》卷三三《五行志四》根据相关史实有评论云：“案（孙）权称帝三十年，竟不于建业创七庙，但有父坚一庙，远在长沙，而郊里礼阙。嘉禾初，群臣奏宜郊祀，又弗许。末年虽一南郊，而北郊遂无闻焉。且三江、五湖、衡、霍、会稽，皆吴、楚之望，亦不见秩，反礼罗阳妖神，以求副助。天意若曰：权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示此罚，欲其感悟也。”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一《总叙门》“六朝郊社”说：“终吴之世，未暇礼文，宗庙社稷，不见于史。”清代学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八“《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条有论云：“仲谋既自擅尊号，以天下临其臣民，不修郊祀，是子不事父，野哉！”孙吴一代，其统治者皆轻视儒家礼制，“子不事父”，与儒学世族明显不同。

　　与儒家礼乐文化的严重缺失相关，孙吴宫廷中巫筮风气则颇为流行。检索相关文献，可见孙吴统治者耽信巫筮方术，而传统的术数文化则往往与道教联系紧密，孙吴宫廷中道术之士颇众，形成浓郁的巫筮风气。同时，自汉代以来，佛教也作为道术的附庸而流传，孙吴统治者对佛教也采取包容的政策，促进了佛教在江南的迅速传播。这对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潜在影响，值得给予一定的重视。鉴于此，本文专题考论孙吴统治者及其宫廷中的宗教信仰风尚，希望有补于以往研究的不足。

　　一、孙吴统治者与方士之交往及其与道教之关系

　　（一）与富春孙氏发迹的相关巫觋谶言

　　孙吴自发迹至亡国，始终都伴随着各种神奇灵异的传说，这与当时的巫筮活动及其氛围不无关系。关于孙吴发迹之祥瑞灵异，《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坚传》注引《吴书》载：

　　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刊、氏其兴矣！”及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征也。”

　　《宋书》卷二七《符瑞志》载：

　　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许，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钟去三十步，便反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死，即葬其地。又，《三国志》卷五O《吴书·妃嫔·孙坚吴夫人传》注引《搜神记》载：

　　初，夫人孕而梦月，既而生策。及权在孕，又梦日入其怀，以告坚曰：“昔妊策，梦月入我怀，今也又梦日入我怀，何也？”坚曰：“日月者阴阳之精，极贵之象，吾子孙其兴平？”

　　以上这些灵异奇事显然是孙吴建立后，为神话其统治而制造出来的。[2]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当然在于孙氏出自寒门，缺乏门望，于是大肆编造灵异以自神，这是历代出自寒微的统治者的惯例，而制造这些神话者，则为统治者豢养的精于谶纬的巫筮之士。不过，孙吴统治者鼓励、默认这些言论，则表明其家族崇奉巫觋的文化传统。

　　孙坚在军队中便利用巫筮。《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吴历》载孙坚在南阳，太守张咨“既不给军粮，又不肯见坚。坚欲进兵，恐有后患，乃诈得急疾，举军震惶，迎呼巫医，祷祀山川。遣所亲人说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于是设计杀张咨，夺取了地方军政权力。由孙坚“迎呼巫医，祷祀山川”的举措看，他是颇重巫筮之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