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传》中的迷雾及其他

　　建兴十二年（234年）八月，五丈原前线，诸葛亮病危之际，《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秋，亮病困，密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对于这个“密议”决定颇感不解，如果按官职而论，魏延是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凉州刺史；（假节——握有生杀大权，后来魏延敢与杨仪叫板，不听号令，就是他赋有假节的特权。）杨仪是丞相长史、绥军将军；费祎是丞相司马；姜维是护军，征西将军。当时，除诸葛亮之外，魏延官职最大，按惯例应是魏延接任才是，可事实上，诸葛亮却安排杨仪。在各传中，都能见到杨仪主持退军的记载：《三国志·魏延传》“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按亮成规，诸营引次还。”《三国志·杨仪传》，“十二年，随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敌场。仪既领军还。”《晋书·宣帝纪》记载，“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这些传略表明，不用魏延擢用杨仪，似乎有悖常理。对于“密议”中，着重于魏延，有人认为史载不实，由此引出的一些猜测，成为谜题之一。

　　在撤退路上，魏延擅自先行，《三国志·魏延传》中，“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 阁道即栈道，魏延的手段是“烧绝栈道”，阻挡杨仪退军，从而才迫使杨仪“槎山开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到达南谷口（今陕西留坝县境内）。栈道，是建在无路可行的水边险崖处，而杨仪却能在山中砍木为路（槎——斜砍），另劈途径，在说法上存在矛盾，而他们又是先后到达目的地，考虑到开路、绕行、昼夜兼程等因素，不可能速度太快！事实上杨仪的大队人马，从“亦继延后”来看，行进速度是很快的。所以，魏延“烧绝栈道”的真伪，就成为谜题之二。

　　围绕这两宗谜案，笔者根据一些史料的线索，梳理出一些浅薄之见，力图亦说魏延的是是非非。先说“密议”问题，当时形势紧迫，所以用杨仪，不外乎有这样几个因素。

　　第一，两军阵前，军中突然失去主帅，当务之急就是要稳定军心，安全撤离才是上策。魏延自任为艺高胆大，“叹恨已才用之不尽。”此刻若以他为主帅，很可能一改诸葛之成规，继续相持，甚至是主动进攻。这种后果，面对足智多谋的司马懿，无疑是冒险，这是诸葛亮最担心的。后来的事实，当费祎向他传达撤军令时，魏延说，“承相虽亡，吾自健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耶！”联想到魏延的子午谷奇袭，这应是他真心话，不是什么借口，可见魏延看法，又一次与诸葛亮不同。

　　第二，杨仪久在诸葛亮身边办事，《三国志·杨仪传》记载，“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可见杨仪善于领会诸葛亮的意图，对进退兵要，也是谙练在心，所以，以杨仪主持退军，有稳妥感，必可将全军安全地撤回汉中，这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魏延与杨仪，素来不合，魏延自持高人一筹，多人对他是回避，唯有杨仪敢与他争论，以致在激烈时，他甚至拔刀威吓。诸葛亮爱惜杨仪才干，又欣赏魏延骁勇，常常是不偏废一方，但魏、杨之间的成见，却一直未能改善。此时此地，将他们分别各执一事，即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又有相对独立性，就可最大限度地缓解矛盾，减少由个人恩怨带来的可能纠结。

　　第四，魏延当时是先锋，营地距中军大营前十里，处在前沿阵地。正好在撤退时，是最后位置，又加上魏延作战勇猛有威慑力，所以从这两面说，用他断后也是合适的。此外，魏延执行将令与否，也是诸葛亮之后的继任者，对他的再认识，这一点不谓不重要。

　　既使“军便自发”，诸葛亮也不必担心魏延的后果，如果说魏延由不忿而投敌，他所率将士都是益州人，一旦行动，必然引起内部混乱，跟着他的跑人一定不多，那样，自己要先乱阵脚；如果说临阵夺权，杨仪是明令受任，将印在手，将士、军心在杨仪一边，支持魏延的人也是少数，夺权必受抵制，陷自己于孤立的同时，朝廷也会追查，魏延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