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品格在传统文化中的定位

　　司马迁是以一种惜英雄重英雄的笔触来表现项羽的“英雄品格”。《项羽本纪》载太史公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虽然最终未能成就一代帝业，但是集结了当时各方诸侯势力灭秦并进行分封，已有主宰天下之实，故李德裕《项王亭赋序》曰：“自汤武以干戈创业，后之英雄，莫高项氏。”

　　项羽的精神代表了一种狂飙突进式的“英雄品格”，这种品格更透射出司马迁对人事与天道的思考，《史记·太史公自序》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关于“天人之际”，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史记（下）》一书中就说：“所谓‘天人之际’者，‘人事’和‘天道’中间应有一分际，要到什么地方才是我们人事所不能为力，而必待之‘天道’，这一问题极其重要。”

　　钱穆所讲之“分际”也是司马迁《史记》里所要探寻的规律。诚然，司马迁已注意到人在重大历史转折中的作用并非完美无缺的，故其对人事与天道的探索，便带有强烈的历史哲学的自觉思考，也往往夹杂着一股悲壮的力量，项羽无疑便是这种力量的代表，《史记》的宏大叙事之所以夺人心魄便在于这种具有强大张力的“英雄品格”。一方面，《史记》的“英雄品格”以项羽为代表，而司马迁用英雄之笔写英雄之魂，内在气质是相通的；另一方面，项羽的“英雄品格”的展现得益于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同时也是先秦侠义精神在汉初的延续，在楚文化的背景之下，这种品格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人们对英雄品格的欣赏与期待，实源于上古人们的普遍情感体验，故对于英雄品格与传统文化之关系的论述，有必要对英雄的原型加以梳理。

　　一、“英雄”之原型

　　按照意大利杰出的历史哲学家贾巴斯蒂塔·维科在《论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一书中对于人类发展阶段的理论观点，他把人类的历史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并且认为就是如此的周而复始。人类历史是否如维科所言的“周而复始”暂且勿论，但从神的时代次而英雄的时代再次而人的时代的观点，可以看出英雄气的渐趋弱化，因为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上古神话诸神幻化出的神奇力量，实际也就是英雄品格的原型。荣格认为：“原型指的是上帝的形象，通常与神话或神话故事有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人类在最远古时期共有的某些意象或形象。”又认为：“原始意象是一种记忆的沉淀，一种铭刻。它由无数类似的过程凝聚而成。它主要是一种凝结或沉淀，因而是某种不断发生的心理经验的典型基本形式。因此作为一种神话主题，它是永恒有效地、持续不断地或是为某种心理经验所程式化的表现。”英雄原型便是这种人类原始意象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被固定化的品格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存在着许多具备英雄品格的神或人神同体，《淮南子·览冥篇》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女娲补天的事迹蕴含着古代圣贤的献身精神，但显然还未及邢天舞干戚及夸父追日之悲壮，而这恰是后世英雄品格的重要特征。《山海经·海外北经》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外西经》载：“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这种悲壮的抗争与献身精神，往往是先民们对于英雄品质的朴素要求，这是因为“在神话学中，先知总是以承受苦难为代价的……英雄就是承担灾难为人类造福之人。”

　　除了这些人格化的神话英雄之外，氏族始祖英雄也是华夏民族认同感的精神纽带，伏羲氏、神农氏、尧、舜、禹等人物同样具有上古神话人物的英雄品格，这些英雄神性已渐趋弱化。《史记·五帝本纪》曰：“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当人们怀疑神的力量的时候，能够带领人们征服自然、解决生存问题的领袖型人物的出现，自然便成为人类活动中的英雄，而神的象征意义便转由英雄人物代替了。换句话说，英雄的原型实际是神在人们心目中的逐渐下移。

　　东汉班彪所作的《王命论》，是最早出现“英雄”一词的典籍，其曰：“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在班彪看来，协助刘邦定鼎天下的文臣武将都可称为英雄。三国时期，刘劭这样解释“英雄”的，其云：“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由此可见，古人认为英雄或武艺超群，或运筹帷幄，或才能卓异，这些都是英雄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