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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战中袁曹双方的战略决断和始末缘由
2013-09-06 00:00:00三国 263人已围观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十常侍之乱”和“董卓之乱”这三场接踵而来的军政变乱,给了地方势力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借助天下大乱、皇权暗淡的时机,迅速发展壮大,拥兵自重,成为雄踞一方的诸侯,致使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当时的地方割据势力遍布全国各地,主要有河北的袁绍、河内的张扬、兖豫的曹操、徐州的吕布、扬州的袁术、江东的孙策、荆州的刘表、幽州的公孙瓒、南阳的张绣等十余家。在这些割据势力的连年征战中,袁绍、曹操两大集团逐渐脱颖而出。袁绍凭借袁氏一族广泛的人脉与“四世三公”的影响力,占得了冀州之地,自领冀州牧,后又接连吞并了青州、并州等地。建安三年(198年),袁绍击败盘踞幽州的公孙瓒,雄霸青、幽、冀、并四州,统一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趁关中大乱之机,将汉献帝迎入许昌,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并以此广招天下贤能猛士,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了自身的实力。建安二年(197年)春,袁术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曹操即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名,进讨扬州袁术与徐州吕布两大集团,并取得了胜利,同时利用张扬部内讧的机会夺取了张治下的河内郡。自此曹操势力西达关中,东到兖、豫、徐州,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大部地区,从而与袁绍形成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然而,依照《三国志》中的描述,虽然献帝的到来使得曹操具有勤王的名声和所谓的“中央正统权利”,但是其自身的实力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实际提升,而袁绍所控制的河北四州都是大州且远离中原是非之地,经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特别是冀州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因此其实际的兵力、财力和物力等方面均远在曹操之上。随着自身实力的急剧膨胀,袁绍自然对于曹操独霸中央权利的做法表示不满,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甚至有“代汉自立”的打算,故而积极准备兵马物资,择机同曹操一决雌雄。
《三国志》记载,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任命审配、逢纪主持军事,田丰、荀谌、许攸充当谋士,颜良、文丑担任将帅,企图南下进攻许昌。当时,对于起兵讨曹一事,袁绍的部下们意见不一,大致分为以沮授和田丰为代表的“缓战派”和以郭图、审配为代表的“急战派”。缓战派认为:讨伐公孙瓒,连年兴兵,赋役十分沉重,百姓疲惫不堪,仓库积蓄不足,河北的内部情况不容乐观。当务之急应着力减轻百姓赋役负担,抓紧时间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元气。同时,对外献捷天子,若曹操不允,再兴师南下也好出师有名。曹操法令畅行无阻,士卒都训练有素,其个人擅于用兵,长于变化,不会像公孙瓒那样坐受围困,因此断不可轻敌冒进,尽量不与其决胜于一战,而以持久战的方法消耗对方。故应多造船只,修缮器械,或派遣精兵或联合外援,分多路乘虚进行骚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其军疲于奔命,令其民不得安业。如此以逸待劳,在三年之内,河南之地就可不劳而定。但是,急战派则认为:袁绍占据河北四州之地,兵力大大超过曹操,仓储虽不算富足,但也大大优于曹军,兵法云“十围五攻”,此时集结河朔的强兵,以此讨伐曹操,实在易如反掌,定可以一战取胜。如果不乘袁军屡战的胜势攻取,待曹操势力壮大后就难办了。袁绍自恃地广兵强、粮草丰足,根本听不进沮授的忠告,并听信郭图等人的谗言,夺了沮授的军权,分给郭图、淳于琼等人。随后,派陈琳撰写讨曹檄文(史称《为袁绍檄豫州文》)便传天下,汇集河北精锐人马大举挥师南下,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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