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中袁曹双方的战略决断和始末缘由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十常侍之乱”和“董卓之乱”这三场接踵而来的军政变乱，给了地方势力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借助天下大乱、皇权暗淡的时机，迅速发展壮大，拥兵自重，成为雄踞一方的诸侯，致使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当时的地方割据势力遍布全国各地，主要有河北的袁绍、河内的张扬、兖豫的曹操、徐州的吕布、扬州的袁术、江东的孙策、荆州的刘表、幽州的公孙瓒、南阳的张绣等十余家。在这些割据势力的连年征战中，袁绍、曹操两大集团逐渐脱颖而出。袁绍凭借袁氏一族广泛的人脉与“四世三公”的影响力，占得了冀州之地，自领冀州牧，后又接连吞并了青州、并州等地。建安三年（198年），袁绍击败盘踞幽州的公孙瓒，雄霸青、幽、冀、并四州，统一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趁关中大乱之机，将汉献帝迎入许昌，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并以此广招天下贤能猛士，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了自身的实力。建安二年（197年）春，袁术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曹操即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名，进讨扬州袁术与徐州吕布两大集团，并取得了胜利，同时利用张扬部内讧的机会夺取了张治下的河内郡。自此曹操势力西达关中，东到兖、豫、徐州，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大部地区，从而与袁绍形成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然而，依照《三国志》中的描述，虽然献帝的到来使得曹操具有勤王的名声和所谓的“中央正统权利”，但是其自身的实力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实际提升，而袁绍所控制的河北四州都是大州且远离中原是非之地，经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特别是冀州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因此其实际的兵力、财力和物力等方面均远在曹操之上。随着自身实力的急剧膨胀，袁绍自然对于曹操独霸中央权利的做法表示不满，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甚至有“代汉自立”的打算，故而积极准备兵马物资，择机同曹操一决雌雄。

　　《三国志》记载，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任命审配、逢纪主持军事，田丰、荀谌、许攸充当谋士，颜良、文丑担任将帅，企图南下进攻许昌。当时，对于起兵讨曹一事，袁绍的部下们意见不一，大致分为以沮授和田丰为代表的“缓战派”和以郭图、审配为代表的“急战派”。缓战派认为：讨伐公孙瓒，连年兴兵，赋役十分沉重，百姓疲惫不堪，仓库积蓄不足，河北的内部情况不容乐观。当务之急应着力减轻百姓赋役负担，抓紧时间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元气。同时，对外献捷天子，若曹操不允，再兴师南下也好出师有名。曹操法令畅行无阻，士卒都训练有素，其个人擅于用兵，长于变化，不会像公孙瓒那样坐受围困，因此断不可轻敌冒进，尽量不与其决胜于一战，而以持久战的方法消耗对方。故应多造船只，修缮器械，或派遣精兵或联合外援，分多路乘虚进行骚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其军疲于奔命，令其民不得安业。如此以逸待劳，在三年之内，河南之地就可不劳而定。但是，急战派则认为：袁绍占据河北四州之地，兵力大大超过曹操，仓储虽不算富足，但也大大优于曹军，兵法云“十围五攻”，此时集结河朔的强兵，以此讨伐曹操，实在易如反掌，定可以一战取胜。如果不乘袁军屡战的胜势攻取，待曹操势力壮大后就难办了。袁绍自恃地广兵强、粮草丰足，根本听不进沮授的忠告，并听信郭图等人的谗言，夺了沮授的军权，分给郭图、淳于琼等人。随后，派陈琳撰写讨曹檄文（史称《为袁绍檄豫州文》）便传天下，汇集河北精锐人马大举挥师南下，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