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战后周瑜与刘备集团关系析论

　　《三国志·先主传》载：“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这段记载长期被当作刘备趁周瑜集团苦战于江陵的时候，趁机据有荆南的铁证。何兹全《三国史》写道：“……江南四郡，是刘备、诸葛亮自己征来的，与孙权无涉。孙权是水军，只在长江沿岸向西伸展，江南陆上四郡，孙权兵力根本未到过。”这本书是很多高等院校开设三国史选修课的教材，其对这段历史的阐述历来很少有人提出过怀疑。

　　从事后的角度看来，刘备据有荆南这块根据地是已知的结果。但如果欲执果索因，得出刘备是独立拿下荆南的结论，恐怕还是过于想当然，而欠缺必要的论证过程。事实上，何兹全的阐述谬误之处在于将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实则为周瑜集团）简单地孤立开来，这是潜意识中受后来三分天下的事实影响，其本质仍然是执果索因。事实上，这种方法用于数学证明则可，若用其探寻纷繁史事之后的真相，则难免缘木求鱼。人心是不断处于动态变化中的，他日之因，未必可得到今日之果，刘备征荆南之事便是显例。本文的结论是：刘备集团是受周瑜派遣进攻四郡的。

　　为论证这一点，不妨从事前和事后两个角度来加以简单说明。

　　赤壁之战，联军以周瑜为主导，刘备集团只起辅助作用，并一定程度上受到周瑜节制。这是史家共识。论者驳之，向来征引《武帝纪》中记载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这段史料。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叙述角度的问题，从曹操集团的角度来看，此次南征的目的早已由首席谋主荀彧定下基调，是征伐荆州的刘表而非江东，鲁肃、诸葛亮等战略奇才纵横捭阖，促成孙刘联盟，远出曹操意料。刘备是荆州刘表集团政治遗产的实际继承者（理论上是刘琦），从曹操集团的角度出发，既然因刘表而起，记载这次战役的结局自然也只能写出刘备作为联军代表。而事实上曹操本人对自己败于何人之手亦是非常清楚，不然不会发出所谓令周瑜徒获虚名这样欲盖弥彰的感叹。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张靖龙专著《赤壁之战研究》中《江陵争夺与曹、刘荆州之得失》一章，全文对赤壁战前孙刘联盟中孙主刘辅格局的形成过程论证甚密，最后得出结论，称刘备“一度成为江东政权的依附者”，是极有见地的不易之论。

　　既然联盟结构已明，那么如按老观点，便很难解释为什么赤壁战时还作为从属地位的刘备战后便突然具备相当独立性。刘备后来一飞冲天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万事俱有过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已有繁复的原因，其变易一样要经过一个顺序渐进的过程乃至反复，并非电子跃迁那样可以一蹴而就。这便是论证战后刘备集团与周瑜关系的大前提所在。

　　从周瑜的角度出发，未必不知放任刘备攻击荆南最终将成尾大不掉之势，但此时的周瑜可能并没有更好的选择。控制了刘表长子刘琦的刘备在荆州具有的政治号召力非常惊人，派遣刘备集团开辟第二战场很可能是事半功倍的选择，后来的历史进展印证了这一点，四郡太守全部不战而降。而周瑜也并无从嫡系军团中分兵攻击荆南的条件，江陵战事紧急，甘宁被困于夷陵城中，周瑜尚需亲自率领大军往救，围攻江陵的吴军本部赖凌统之才方得坚守十日。主战场如此捉襟见肘，更别提开辟第二战场了。

　　而且，当时周瑜集团的内部已隐隐出现裂痕。仅从集团内部的人事结构来看，若需分兵，另一方面统帅自然以赤壁之战时被孙权任命为右都督，与周瑜理论上平行的三朝老臣程普为宜。但是当时周程之关系却并不和睦，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合作，当时在周瑜军中冉冉升起的将才吕蒙事后回忆时，仍然对此心有余悸：“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孙皎传》）程普之任右都督，是赤壁战前孙权为制衡周瑜，在人事安排上所做的一次努力。从吕蒙的回忆上来看，这样的安排不能说没有效果，只是这效果却难称正面。当然，后来程普与周瑜的关系因周瑜优秀的人格魅力而得以达到和谐，程普甚至留下了“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这样经典的话，只不过这一转变并没有在周瑜本传中得到记载，陈寿仅仅留下“惟与程普不睦”六个字。可知两人关系之逆转很可能在江陵之战结束之后才发生，且仅仅持续了一小段时期，周瑜就突然去世。而这一矛盾之所以被陈寿特意点出，显然不能以将相和中廉颇那样简单的意气之争视之，其后蕴藏着周瑜与孙权的深层次结构矛盾。至少在赤壁之战后决定开辟荆南战场时，程普这本该最合适的人选是不可能被周瑜派遣的。直接让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刘备集团承担这个任务，这在当时是一个省力的决策，但周瑜终将为自己的饮鸩止渴付出代价，这代价就是自己的生命。

　　如果说以上从事前出发的分析是从人事结构及人际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周瑜派遣刘备进攻荆南的可能性，那么以下将从事后的一系列具体史实来论证这个结论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