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湘水之盟说起——再谈荆州纠纷

　　孙刘荆州之争，可以湘水之盟中分，前期围绕刘备“借荆州”问题展开，后期则为孙权一方阴谋为体，图取荆州。作为界标，探讨湘水之盟始末至为重要。

　　一

　　赤壁战后，荆州三分，曹操据北部诸郡，刘备取江南四郡、孙权势力中心在南郡。周瑜既故，刘备自孙权处借得南郡，即所谓“借荆州”之本。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有借不还，债主自然叫起撞天屈来，于是冲突难免。

　　《三国志•；先主传》记录“讨荆州”事件过程如下：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

　　简明扼要，承祚文体，然而事实尚待厘清。再索《吴主传》：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权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遂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

　　孙权要价标的已向南三郡聚焦。再索《鲁肃传》：备既定益州，权求长沙、零、桂，备不承旨，权遣吕蒙率众进取。

　　千呼万唤始出来。毫无疑问，孙权所谓的“求荆州诸郡”即求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故有置南三郡长吏的行动。也即，孙权所谓“讨荆州”的理想蓝图是以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换取南郡属刘的结果，那么，假定孙仲谋仅是按图索骥，而非漫天要价，则“讨荆州”如此，史书记载阙如的“借荆州”的契约内容如何也便一览无余了。即，“借荆州”的结点为刘备得蜀，结算方式为让渡南三郡。因此，所谓“借荆州”一说非但名不副实，更且本质错误。刘备非但未借全部荆州，甚且未借南郡。与其名“借荆州”，不如称“换荆州”，刘备取得南郡，以南三郡为对价，只不过这一交付是预期的，即在刘备取蜀后实现。

　　二

　　厘清了荆州纠纷的纸面关系，便可探究孙刘首次兵戎相见的导火索，即孙权要求兑现约定遭拒事件。就史书直接记载看，南三郡并非必争之地，因此开罪江东，甚至不惜会猎荆州，刘备之行为实是难以理解。但透过纸背，不妨深入探讨，“换荆州”契约中是否尚有深文。

　　如前所述，“换荆州”的最终兑现以刘备取蜀为充要条件，既然最终兑现出现问题，则症结尚需在取蜀中寻求。

　　取蜀伐谋，孙权在吴方记载中完全以天真善良的冬烘形象出现。先是被一纸书信便忽悠得放弃了周瑜、甘宁等的图蜀大计，待刘备入川后才大梦初醒，无可奈何，骂骂“滑虏”了事。在此姑且不论孙权是何等人物，综合各方史料已大有可议之处。

　　《三国志•；吴范传》云：吕岱从蜀还，遇之白帝，说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

　　“白帝”疑为传抄之误，《集解》有辨，不赘。显然，在二刘争蜀之际，孙权重臣吕岱身在益州。此公意欲何为？

　　《三国志•；吕岱传》注引《吴书》云：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将尹异等，以兵二千人西诱汉中贼帅张鲁到汉兴城，鲁嫌疑断道，事计不立，权遂召岱还。

　　原来是给张鲁下套去了。孙权与张鲁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相隔数千里，何苦设此暗算？结合刘备受任讨鲁，北到葭萌的记载，很显然，吕岱是为刘备助拳去了，换句话说，孙权为刘备助拳去了。

　　对此，在刘备方的记录中亦可寻得踪迹。《法正传》所载与刘璋书即称：今荆州道通，众数十倍，加孙车骑遣弟及李异、甘宁等为其后继。——虽是政治宣传，但孙刘联合取蜀应当是为刘璋所明知的事实。

　　三

　　如上所述，刘备入蜀，孙权出力，成事后一得益州，一分荆州，各取所需。

　　然而，孙权一方于取蜀的最初设计却大相径庭。无论《三国志•；先主传》，抑或《华阳国志》，都记载了孙权版以江东军为主导的联合取蜀计划，甚且按察各史，东吴君臣尚有独吞益州之志，仅因刘备不惜兵戎相见，这一谋划方才束之高阁。

　　两国相交，唯利而已，从取蜀自肥到助刘取蜀，孙权自然不会做赔本的买卖。纵览史书，刘备既取南郡，孙权要债，却不及南郡，反索长、桂、零三郡，并以刘备取蜀为口实，据此不妨大胆推测，建安十四年刘备“求都督荆州”，孙刘订约，其初步内容确为借南郡，然而，世事变迁，随着南郡易手，江东入蜀之路断绝，一番折冲下来，孙权固不能跨刘伐蜀，刘备入蜀亦须防备萧墙之祸，双方妥协之余，便形成了刘备入蜀，孙权出兵协助，取蜀后以三郡换一郡的荆州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也即，从最初的“借荆州”变易为最终的“换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