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淹七军之战的起因与目的

　　蜀军之所以决定发起“水淹七军”之战，乃是因为在汉中之战结束后，见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一直呆在关中，迟迟不肯撤回至其原出发地——中原地区去转入休整，大有于近期内再入汉中之意，这不禁令刘备极为担忧。于是，为了减轻其益州之汉中方向上所面临的巨大的军事压力，防止曹操于近期内再入汉中，刘备遂决定命关羽从荆州方向对当面的魏军发动一场战略佯攻，争取把曹操及其所率领的魏军的主力给吸引过去，以策应益州方面即将进行的、从成都至白水间的国防工程设施的建设事宜。

　　正因为如此，所以说：

　　其一，刘备在命关羽发起樊城之战之前、在樊城之战进行之中、直至樊城之战结束，面对孙权的偷袭，任由关羽率部在那里苦苦支撑，却由始致终都“没有”给关羽派去一兵一卒进行增援。

　　其二，关羽奉命发起“水淹七军”之战后，在深感兵力严重不足；且又连呼刘封、孟达而不致的情况下，却从来都没有向刘备提出过任何请求支援的要求。

　　其三，刘封的被令自裁与孟达的叛逃。

　　刘封乃是刘备的养子，且跟随刘备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多年，可谓既是刘备的至亲、又有功于刘备。因此，如果说刘封不是因为犯下了死罪的话，那么，一向讲究“以人为本”、且性情“弘毅宽厚”、又极具政治头脑与政治谋略的刘备，岂能就此杀之。即便杀之，亦属枉杀；而枉杀又岂能服众。

　　而孟达与刘备的关系，其实亦相当特殊。建安十六年，正是孟达与法正一道率兵迎刘备进入的蜀中，为刘备后来夺取益州立下了首功一件。此番，孟达又率部夺取了房陵与上庸两地，可谓是既有恩于刘备、又有功于刘备。

　　因此，孟达如果仅仅是因为自己受到了刘封的欺凌，而不是因为深知自己犯下了死罪的话，岂能不顾家小，就此一逃了之。

　　再者，孟达在临叛逃之前的一个细节，亦十分赖人寻味。叛逃无疑是一件龌龊之事，本应秘藏潜行才是。然而，孟达在决定叛逃之前，似乎根本就没有打算背着刘封，其不仅把自己的叛逃计划合盘托于自己的这位上级兼冤家对头不说，甚至还邀刘封随其一道叛逃，完全把刘封看成了是与自己拴在同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

　　面对孟达的恶意相邀，刘封的反应亦同样十分令人生疑。做为孟达的上级，遇到这种情况，刘封通常的做法本应是乘此机会扣下孟达，并将之押回成都受审才是。但是，刘封当时却并没有这样去做，而是选择了放任事情的发生。

　　凡此种种迹象表明，此时的刘、孟二人一定是皆已意识到自己犯下了死罪，定将受到国法军规的严惩，继而才会让这对冤家对头如此这般地“惺惺相惜”、抱团取暖。而刘封最终之所以没有选择随孟达一同叛逃，乃是因为其心存侥幸，仗着自己拥有刘备的养子这道“护身符”，以为能够帮助其逃脱处罚罢了。

　　另外，从刘备的角度来说：假若“水淹七军”之战是关羽背着刘备所发起的话，那么，刘、孟二人不听关羽的呼唤，想必刘备不仅不会怪罪他俩，甚至是还会因此而表扬他俩敢于坚持原则，一切行动只听从于自己的指挥、而不听从于他人的指挥，严格防止他人趁机乱权才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就在蜀汉上下皆在为保住汉中、拱卫益州而战之时，刘、孟二人却躲在上庸那个地方搞“窝里斗”，死活不肯应命，这岂能不让刘备恼怒致极。

　　其四，做为当事方，自从获知蜀军发起“水淹七军”之战的消息之初，曹操可谓是便已识破了刘备的计谋。由于识破了刘备的计谋；又由于急于于近期内再夺汉中，所以，在得知关羽出兵襄阳、樊城的消息后，曹操便决定坚决不上其当；只是指派于禁、满宠等人率部前去支援，自己则仍旧按兵于关中不动。

　　次月，见于禁、庞德等三万余众皆为关羽所俘，曹操却仍旧不为所动，遂又指派徐晃率领五万生力军前去进行封堵。

　　时间又过了大约两个月，至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见曹仁、徐晃以绝对优势兵力依然战不过关羽；而其国内之中南部地区的广大民众，在关羽的发动、组织、指挥下所掀起的起义运动越演越烈；势力范围亦已由当初的樊城以北至许都之间，逐步蔓延到了洛阳附近，大有要掀翻曹操的统治之虞，曹操方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至此，曹操方才不得不决定暂且放弃于近期内再夺汉中的打算，慌忙率领其主力部队离开关中，赶往樊城参战。

　　其五，做为局外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战事的发展，东吴方面亦渐渐摸清楚了蜀军发起“水淹七军”之战的真实目的所在。正因为摸清楚了这一点，所以说，孙权、吕蒙方才敢于再次对荆州实施偷袭，而不必担心刘备会像建安二十年时所做的那样——见其荆州遇袭，二话不说便率领其主力部队从益州赶了过来，准备对实施偷袭的吴军展开反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