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肃早年与江北反吴势力的来往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记载了鲁肃两次投奔东吴的经过：

　　第一次投吴，是建安三年孙策在世时。“周瑜为居巢长，将数百人故过候肃，并求资粮。肃家有两囷米，各三千斛，肃乃指一囷与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亲结，定侨、札之分。袁术闻其名，就署东城长。肃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馀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东渡，因与同行。”

　　这次投吴不久之后，鲁肃就以还葬祖母为由，辞别孙策回到家乡东城。

　　第二次投吴，从史料记载看，当为孙策死后。而且鲁肃投吴前，曾出现过刘晔劝鲁肃投奔巢湖郑宝的小插曲。

　　刘子扬与肃友善，遗肃书曰：“方今天下豪杰并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还迎老母，无事滞於东城。近郑宝者，今在巢湖，拥众万馀，处地肥饶，庐江间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观其形势，又可博集，时不可失，足下速之。”肃答然其计。葬毕还曲阿，欲北行。会瑜已徙肃母到吴、肃具以状语瑜。时孙策已薨，权尚住吴，瑜谓肃曰：“昔马援答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今主人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且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吾方达此，足下不须以子扬之言介意也。”肃从其言。瑜因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

　　从这段史料看，鲁肃已经答应刘子扬投奔郑宝，而周瑜抢先“徙肃母到吴”，力劝之下，鲁肃这才答应事吴。

　　但是，《鲁肃传》记载与《三国志》其它章卷略有误差。《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中的说法是，当时郑宝在江淮间聚众，因为刘晔（字子扬）是汉室宗亲、光武之后，强拉刘晔入伙。后来曹操派使下扬州，郑宝、刘晔都去拜会，酒宴间，刘晔借机自取佩刀杀死郑定，“斩其首以令其军”，并宣称，“曹公有令，敢有动者，与宝同罪。”对郑宝的人马，刘晔“抚慰安怀，咸悉悦服，”被拥为首领。但拥众一方不是不是刘晔的志向，他带兵投奔庐江太守刘勋。建安四年冬，孙策夺取庐江，刘勋只得北投曹操。

　　从《刘晔传》中看，郑宝死在建安四年冬天之前。而《鲁肃传》中，鲁肃在周瑜劝说下第二次投吴，“时孙策已薨，权尚住吴”。这一时间上的“矛盾”，导致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中，没有采用这段记载。

　　不过，史料上小小的误差，并不能推翻鲁肃与刘晔的交往关系。实际上，与鲁肃交往的亲曹人士，恐怕不止刘晔一个。为此，要从鲁肃的家乡说起。

　　《鲁肃传》说，鲁肃是“临淮东城人”，这是《三国志》的作者在行政区划上犯了点小错误。早在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临淮郡已更为下邳国，治所在下邳，东城县则属下邳国境内。下邳国在当时为交通南北、纷争四起的所在。曹操、刘备、吕布等“豪强”们都曾在这声土地上纵横驰骋。而东城县为今安徽定远县，处在淮河、长江、巢湖三角地带之间。鲁肃生长在淮南江北的士夫交游之乡，看够了周围曹操、袁术、吕布、孙策多股势力纷争横夺，加上鲁肃家财丰厚，喜爱结交豪杰，又志向远大，很想借乱世之机成就功名。所以他很容易交上不少类似刘晔的朋友。从史料中推测，很可能与鲁肃交好的江北人士还有：

　　一是下邳名士陈登。汉末曹操又废下邳国，改置东城郡，治所恰恰相反恰恰是东城县。而这首任东城太守，便是陈登。《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曾记载，广陵太守陈登于匡琦击退孙策北犯之兵，于是“迁登为东城太守。”匡琦之战是建安四年的事情，陈登迁任东郡的时间是在匡琦之战以后，与鲁肃第二次投吴的时间接近。

　　二是陈登任广陵太守时的重要助手陈矫。《三国志·魏书·陈矫传》载，“陈矫字季弼，广陵东阳人也。避乱江东及东城，辞孙策、袁术之命，还本郡。太守陈登请为功曹”。

　　陈登、陈矫都在东城任职或居住，而鲁肃是东城本地人，名气又很大，周瑜曾幕名访谒，“并求资粮”，袁术也“闻其名，就署东城长”。若说鲁肃与陈登、陈矫相识，这种设想是很合理的。

　　而无论陈登、陈矫还是刘晔，都是反对孙氏政权、倾向曹操的人士：

　　陈登，东吴的死对头，曹操任命他为广陵太守，他的任备除了“阴合众以图吕布”，便是为监视江东，这可以从广陵的地理位置看出来。孙策遇刺，陈登很可能是参与者之一，《三国志·吴书·孙策传》引注《江表传》就说，“广陵太守陈登治射阳，登即瑀之从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阴复遣间使，以印绶与严白虎馀党，图为后害，以报瑀见破之辱。”陈登三十九岁早逝，曹操很怀念他，“太祖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这所谓“陈元龙计”，便是陈登在世时曾制定的、消灭东吴政权的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