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什么要流放廖立

　　廖立字公渊，荆州武陵人，刘备夺取荆州后，先被任命为从事，二十多岁时出任长沙太守，是刘备占有的六郡军政长官之一，对割据一隅之地的刘备来说，廖立算是一路诸侯。长沙被吕蒙夺取后，廖立逃回成都，刘备不仅未追究失地责任，更迁为侍中。侍中地位虽然不高，但与皇帝十分亲近，显然，刘备十分器重廖立。诸葛亮对廖立评价更高，孙权派使者询问荆州人才中，谁最为出类拔萃？有经天纬地才能时，他点评道：“庞统、廖立，楚之良才也，当赞兴世业者也”。庞统才能后人熟悉，如不是中箭身亡，其在蜀汉政权的地位及影响将举足轻重。能将廖立与庞统等量其观，可见其才能非同一般。

　　诸葛亮率兵“北伐”时，身为长水校尉的廖立，对来访者李邵、蒋琬讲了一段话，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大军就要出发了，你们都喜欢听从，却不肯据理加以劝阻。第二，当年先帝就发生战略失误，不能在夺取益州后，立即北上夺取汉中，却同孙权争夺南三郡（指长沙、江夏、桂阳三郡），结果是空手而还，徒然劳苦了将士民众（这都是不听忠告的结果）。第三，由于没有及时夺取汉中，曹操后发先至，更以汉中为依据，派夏侯渊、张郃南下小巴山，几乎使益州得而复失。第四，直到后来才夺得汉中，但付出关羽荆州失败，上庸孟达投敌，刘封被杀的惨痛代价。第五，关羽恃勇蛮干，领军作战没有方略，只知道一味冲杀，前后多次打败仗，造成众多将士无谓牺牲。第六，向朗、文恭十分庸俗。文恭身居侍中，但做事缺乏纲常法纪；向朗过去就吹捧马良兄弟是圣人。让这样的阿谀之人做丞相长史，当然会言听计从。第七，中郎郭演长（即郭攸之）只会跟在后边摇旗呐喊，根本没能力与商大计，但今天却占据侍中高位。第八，王连是个俗不可耐的人物，就是能残酷地剥夺搜刮，致使益州民众贫困不堪。

　　将廖立八条内容归纳起来是三点。

　　其一，先帝刘备时，曾发生过战略错误，主要是轻启战端，徒然造成重大损失。言下之意是，要接受这个教训，不应该贸然“北伐”。

　　其二，批评诸葛亮使用提拔官员发生偏差，使用了一批德寡才拙的庸俗人物。

　　其三，应该体恤民众不堪承受的负担，再不能像王连那样剥夺搜刮百姓了。

　　李邵、蒋琬并没有从廖立尖锐批评中清醒过来，而是看作不协调声音，回去后向诸葛亮作了汇报。诸葛亮上奏刘禅，弹劾廖立三大罪状：其一，“信口开河贬低群臣，公然说国家不任用贤达而使用庸俗官吏，身居高位的都是卑鄙小人①”。其二，诽谤先帝。其三，“将军队兵众简练，部伍分明”的训练成绩，斥之为不足一提。

　　这三条“罪状”需一一剖析。

　　第一条，批评诸葛亮任人标准发生偏差，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向朗、郭攸之、文恭等已盖棺定论，他们确实很平庸，平庸得无可圈点。王连对民众的苛刻与否，已是后世评论者的立场问题，见仁见智的分岐，全在于此。诸葛亮不等于国家，把国家作挡箭牌，只能表明手段的拙劣。廖立批评用人不当，是实指，都有具体人，并没有一概否定。“万人率者皆小子”是诸葛亮强加于他的极端之辞，先把对方推到荒谬绝论的地步再加以挞伐，很失公正。

　　第二条，廖立对刘备并没有无中生有地横加指责，而是针对东三郡争夺战、汉中争夺战和襄阳争夺战三次失败总结教训，不能说是对刘备的诽谤。以这些教训做借鉴批评诸葛亮“北伐”，恰好反映了廖立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战略目光。夷陵之战失败后，诸葛亮对其他人感叹地说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这段感慨除批评其他大臣无能之外，更包含了对刘备决策失误和指挥无能的指责。如果廖立有诽谤刘备的嫌疑，那么诸葛亮又是什么？当然是同一性质的罪行。

　　第三条，军队不是放在桌面上刺激胃口的“看菜”，是打仗用的。其训练有素与否，需放在战争实践中检验。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正确认识已方军队的实力，并与敌方相比较，是三军统帅必备的素质。然而人们普遍存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弱点，容易夸大己方优势而漠视对方。诸葛亮“北伐”五战五败的历史，正验证了这一点。廖立对诸葛亮训练的军队不甚看好，既是正视蜀军本身的不足，更包涵对战争双方军力的比较，他较为客观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