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心向背来看蜀汉的灭亡

　　东汉末年，宦官把持朝政，政治黑暗，导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不断。公元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地方豪强地主纷纷组织武装，修筑坞壁，镇压黄巾起义；同时乘机扩展势力，经过近三十年的群雄混战，最终形成了曹、孙、刘三大军事集团，出现了魏、吴、蜀三分天下的局面。

　　蜀汉是三国中比较特殊的政权，可以说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1]。从正式建国到灭亡，只存在了43年，二世而亡，是三国中寿命最短的一个王朝。蜀汉政权人才济济，文有旷世奇才诸葛亮，武有五虎上将，刘备又是仁慈之君，同时蜀汉位于天府之国――成都平原。还有所谓的“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刘备占人和”[2]的最大优势。如此优秀的条件，为什么蜀汉会成为三国中第一个灭亡的国家呢？

　　20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学家对蜀汉灭亡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分析，提出了各自的看法。钮海燕在《从人才观上看蜀汉之兴亡》一文中提出：“蜀汉人才缺乏，后继无人，导致了蜀汉的灭亡。”[3]三国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才的斗争。曹、孙、刘都意识到谁能够招附和重用大批的文武人才，谁就能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中发展自己的势力。而蜀汉由于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原因，人才匮乏，在与魏、吴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高凯、郑发展、赵中祥在《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蜀汉政权之败亡――兼论刘备、诸葛亮为政之失》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人口性比例失调，导致了蜀汉的灭亡。”[4]蜀汉领导人刘备和诸葛亮及其继承人的穷兵黩武政策引发了十分严重的人口比例失调问题，男性少于女性，使得蜀汉人口再生产陷入了停滞，并直接造成了蜀汉后续兵源的减少，从而给蜀汉国家的安全防卫造成了困难，最终大大加速了它的灭亡。此外，鲁小波、陈晓颖在《从地理角度分析三国时期蜀国的灭亡》一文中认为：“蜀汉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环境决定了它的灭亡。”[5]刘备和诸葛亮精挑细选的“天府之国”，虽然表面上看，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易守难攻的地形，可以达到自保、割据一方的目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蜀汉政权所处地区的地理环境，不利于培养军事人才，更不利于建设一支能攻善战的队伍，因此蜀汉政权的灭亡是迟早的。而魏勤在《蜀汉政权兴衰的经济分析》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连年的战争，使得蜀汉经济不支，最终走向了灭亡。”[6]在建兴六年春至十二年春（公元228―234年）的六年中，诸葛亮共发动了五次北伐，有两次因粮尽而退。后期姜维继承诸葛亮的北伐事业，大兴战争，国库空虚。虽然成都平原农业发达，粮食不乏，但也只能自给。然而连年的战争，使蜀汉的军费开支庞大，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以上只是列举了导致蜀汉灭亡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关于蜀汉灭亡的原因，学者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看法，如蜀汉政权内部激烈的政治矛盾，尤其是益州土著势力和外来势力之间的矛盾一直很深。当邓艾军还没到成都，姜维率领的军队还在抵抗时，益州土著人士谯周等人就劝告后主投降邓艾，不做任何抵抗。还有观点认为蜀汉后期腐败的政治导致了它的灭亡，连年的对外战争使其灭亡加速。

　　以上所列出的这些原因，都很好地说明了蜀汉的灭亡。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从人心向背的角度来分析蜀汉的灭亡，仅供商榷。

　　其实，蜀汉在建国之前和建国之初，是得到了当时许多人的支持的，人心向着蜀汉。这是由于在客观上，儒家宣扬的三纲五常、忠孝仁义、君权正统的观念为蜀汉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自西汉以来，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自西汉武帝时实行“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来，儒学即与政治结合，东汉时期这种趋势得到加强。东汉的皇帝大多都有较好的儒学修养，他们促进了社会上层阶级的儒学化，也使得下层人民接受了儒家的思想，逐步建立起了整个社会普遍的儒学价值观。所以，在东汉，人们普遍形成了忠、孝、仁、义等社会价值观，君权正统观念得到认同。这样的思想对刘备建立政权是有很大帮助的。他以帝室之胄的身份，“受左将军之命，躬膺天子之宠任，而又承密诏以首事，先主于是乎始得乘权而正告天下以兴师”，露布衣带诏讨曹，使曹操蒙受“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恶名，而刘备则以正统自居，得到了许多忠于汉室的士人、普通民众的支持，形成了“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的局面。